“政和三年闰四月一日赐，希孟年十八岁，昔在画学为生徒，召入禁中文书库，数以画献，未甚工。上知其性可教，遂诲谕之，亲授其法。不逾半岁，乃以此图进。上嘉之，因以赐臣京，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。”

这是旷世奇作《千里江山图》上年代最早的题跋，出自北宋朝著名的权相和书法家蔡京之手。同时，这也是一个浪漫故事的原点。

北宋徽宗朝，一位名叫（王）希孟（1096-？）的少年进入了画学，成为一名生徒，系统地学习绘画之法。画学是在天才的艺术皇帝赵佶授意下，由其艺术上的好基友蔡京具体操办起来的官方绘画教育机构，意图为翰林画院培养官家满意的艺术人才。

有理由相信，蔡京注意到了这个少年身上所蕴藏的潜力，甚至在其艺术之路上助力不少。当然，这样的助力并非完全出自对一个艺术新星的欣赏，也许更多的是一种长期的价值投资。不管怎样，这个少年的命运很早就和蔡京联系在一起。大观三年（公元1109年），蔡京被弹劾退休，政和二年（公元1112年），又重新起复，担任宰相。

这是蔡京宦海四次起落的第二次。与之相关的，可能也有（王）希孟的沉浮。从题跋得知，这位少年在结束画学的学习之后，进入了文书库，而不是翰林画院。对于一个有志在艺术上有所成就的少年来说，这不吝是一个打击，而这打击的原因或许就是支持他的权相的失势。而当蔡京重回汴梁之时，这位少年的艺术之梦也重新露出了希望。我们可以想象，蔡京没有忘记这位少年，将他的作品献给了徽宗。

政和二年，徽宗时年三十岁，正是一个艺术家创作力旺盛的年纪。先前，他已经完成了《雪江归棹图》（2015年故宫石渠宝笈特展展出）这一神作，据说此卷也仅是徽宗描绘春夏秋冬四时景色中的一幅。当看到（王）希孟的画作时，徽宗其实是不满意的：这位少年的画功不算差，显然在画学并未荒废光阴，但还是稚嫩了，毕竟年纪尚浅。此时，一个天开异想也许在这个浪漫的皇帝心里产生：我要让这个少年成为我的一支笔，挥就比《雪江归棹图》更为丰亨豫大的绝世作品！于是，徽宗开始亲自教导这位少年，授以秘法。后来的故事，大家都知道了，这是中国书画史的一段传奇。

很多年前，我听过一个有趣的说法，男子的性欲望在17~19岁达到顶峰，之后便是一去不返的衰弱。政和二年，（王）希孟正值十七岁。一个十七岁的少年，也许不知道男女情爱，但对于改变自己命运、在书画界树立声名的欲望，同样是最旺盛的。我们再把时间倒拨一千两百多年，汉武帝元朔六年（公元前123年），汉军出击匈奴，主力遭遇败绩，同样也是一个17岁的少年却率八百骑深入敌境数百里重创匈奴，从此开始了他短暂而辉煌的不败生涯。这个少年就是霍去病。没办法，17岁的天才少年，就是具有这样的心气和气力，生如夏花之绚烂，并不知道什么是畏惧。对于这样的少年，凡尘男子只有跪着羡慕的份，徒留感叹！

当然，天才少年其实常有，但良师往往更为难求。陈丹青在《局部》里说在《千里江山图》前，他仿佛看到了一个贵气逼人的少年。于我而言，这幅画给予我的想象却是一组群像：在这个生命力旺盛的少年背后，站着的是一个真正贵气风雅的青年男子，他玉指所指之处，便是少年施彩所在。类似的群像，在我心里还有两组，霍去病与汉武帝，以及日本动漫《棋魂》里的进藤光、塔矢亮和那个以下出“神之一手”为目标的棋魂藤原佐为。同样追求极致的天才和老师，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的成全，这是世界上最为美妙和摄人心魄的组合。

而在这些故事的背后，我更在意的是我们对自身空间与时间局限的超越。在徽宗指导（王）希孟时，他是否想过这幅画能够成为画史的不朽；而在（王）希孟呕心于画作时，他是否仅仅希望凭借此画能够摆脱自己的处境跻身翰林画院？这些我们都无从知晓。元代的大学士溥光在画作后面的题跋中写道此画“可独步千载”。是的，也许这幅作品的动机未免功利，但却带有无与伦比的时间和空间穿透性。一定程度上，徽宗和（王）希孟通过它，超越了死亡，来到了我们的面前，也在整个艺术史上确立了自己的位置。这也是所有不朽以及它们的创造者的殊途同归。

在午门正殿沿着画卷挪步的五分钟里，我沉浸在这样一个“可行、可观、可游、可居”的青绿巨制之中，也似乎忘却了时间的存在。而在离开展柜的一瞬间，一种巨大的失落渐渐浮了上来。我想很多看过这部作品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。我们想长伴作品，不知岁月。这是一种对个体生命进行超越的最低层次的渴望。走下午门的时候，我问朋友，如果你也能创作一幅这样的作品，是不是就不会对《千里江山图》那么不舍了？朋友不置可否。可我是真想神也把我当作一支笔来使用，那样我也会不留遗憾！

以上其实是对《千里江山图》最为大众的解读和自我引申，还有其他的解读吗？美术史学者曹星原在今年故宫的刊物《宫·展记》十月号里提出了一个更有意思的解读：

我们回顾一下蔡京的题跋，可以发现我们只知《千里江山图》的作者叫做希孟，而具体姓氏并未提及，而且查阅宋代其他文献，其实也没证据显示此“希孟”姓“王”。如果我们有机会去仔细观察蔡京题跋的绢面和画作绢面也会发现，两种绢面质地并不一致，并且蔡京题跋的绢面破坏严重，显然是经过修补的。况且，蔡京的题跋也并未暗示画面的内容。所以，很有可能蔡京的题跋是从其他地方接过来的。此为疑点之一。

曹星原请教了央美多次临摹此画的硕士生也证实，即使不考虑创作过程，每天八小时专注地临摹此画，至少也需要五六个月。何况这样的青绿巨制，作者必然是花了很长时间进行构思的。此为疑点之二。

关于溥光的题跋，其实也不是没有问题。普遍的看法，溥光是画作的历任收藏者之一。可从他的题跋来看，这种说法也不大站得住脚。“自志学之岁获观此卷”，说明他不太像收藏者，而只是有机会多次看到这幅画。更要命的是，溥光说此为“丹青小景”。《千里江山图》这样的宏编巨制，不应该用“小景”来形容，也许溥光的题跋也不是指这幅画，也是从别处拼接过来的呢？此为疑点之三。

到此，一个重要人物要登场了，这就是清初著名的收藏大家梁清标。从梁清标开始，这个作者终于有了完整的姓名——王希孟，也有了我们所讲述的这个故事。并且，在两个题跋和画作的接缝处，梁清标分别加盖了自己的藏印，以显示这三者之间紧密的关系。之后，乾隆也做了一个十分匪夷所思的举动，在画作的宋印“辑熙殿宝”上，覆盖了自己的印章！

由此，曹星原得到一个结论：《千里江山图》其实是一幅由两跋一画（作者佚名）构成的组装品，并由它的创造者梁清标进行故事背书，从而使几件零散的作品产生了艺术史上爆炸性的效果。而乾隆皇帝也并非不知，只是又通过题跋来确认和强化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：这个作品描绘的并不是中国文人的江湖之远，而是帝王的庙堂之高。这是统治者文化权威的产物，因此它的作者当然是王之希孟。

其实，当我们仔细思忖《千里江山图》展出和撤展的时间节点，这是不是又是一种文化权威的表达？不管怎样，《千里江山图》的细节包含了太多象征寓意，足够我们仔细回味。在它即将撤展之际，你不更应该去一睹它的风采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