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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里江山图的两种解读

“政和三年闰四月一日赐,希孟年十八岁,昔在画学为生徒,召入禁中文书库,数以画献,未甚工。上知其性可教,遂诲谕之,亲授其法。不逾半岁,乃以此图进。上嘉之,因以赐臣京,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。”

这是旷世奇作《千里江山图》上年代最早的题跋,出自北宋朝著名的权相和书法家蔡京之手。同时,这也是一个浪漫故事的原点。timg

北宋徽宗朝,一位名叫(王)希孟(1096-?)的少年进入了画学,成为一名生徒,系统地学习绘画之法。画学是在天才的艺术皇帝赵佶授意下,由其艺术上的好基友蔡京具体操办起来的官方绘画教育机构,意图为翰林画院培养官家满意的艺术人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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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理由相信,蔡京注意到了这个少年身上所蕴藏的潜力,甚至在其艺术之路上助力不少。当然,这样的助力并非完全出自对一个艺术新星的欣赏,也许更多的是一种长期的价值投资。不管怎样,这个少年的命运很早就和蔡京联系在一起。大观三年(公元1109年),蔡京被弹劾退休,政和二年(公元1112年),又重新起复,担任宰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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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蔡京宦海四次起落的第二次。与之相关的,可能也有(王)希孟的沉浮。从题跋得知,这位少年在结束画学的学习之后,进入了文书库,而不是翰林画院。对于一个有志在艺术上有所成就的少年来说,这不吝是一个打击,而这打击的原因或许就是支持他的权相的失势。而当蔡京重回汴梁之时,这位少年的艺术之梦也重新露出了希望。我们可以想象,蔡京没有忘记这位少年,将他的作品献给了徽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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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和二年,徽宗时年三十岁,正是一个艺术家创作力旺盛的年纪。先前,他已经完成了《雪江归棹图》(2015年故宫石渠宝笈特展展出)这一神作,据说此卷也仅是徽宗描绘春夏秋冬四时景色中的一幅。当看到(王)希孟的画作时,徽宗其实是不满意的:这位少年的画功不算差,显然在画学并未荒废光阴,但还是稚嫩了,毕竟年纪尚浅。此时,一个天开异想也许在这个浪漫的皇帝心里产生:我要让这个少年成为我的一支笔,挥就比《雪江归棹图》更为丰亨豫大的绝世作品!于是,徽宗开始亲自教导这位少年,授以秘法。后来的故事,大家都知道了,这是中国书画史的一段传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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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年前,我听过一个有趣的说法,男子的性欲望在17~19岁达到顶峰,之后便是一去不返的衰弱。政和二年,(王)希孟正值十七岁。一个十七岁的少年,也许不知道男女情爱,但对于改变自己命运、在书画界树立声名的欲望,同样是最旺盛的。我们再把时间倒拨一千两百多年,汉武帝元朔六年(公元前123年),汉军出击匈奴,主力遭遇败绩,同样也是一个17岁的少年却率八百骑深入敌境数百里重创匈奴,从此开始了他短暂而辉煌的不败生涯。这个少年就是霍去病。没办法,17岁的天才少年,就是具有这样的心气和气力,生如夏花之绚烂,并不知道什么是畏惧。对于这样的少年,凡尘男子只有跪着羡慕的份,徒留感叹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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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,天才少年其实常有,但良师往往更为难求。陈丹青在《局部》里说在《千里江山图》前,他仿佛看到了一个贵气逼人的少年。于我而言,这幅画给予我的想象却是一组群像:在这个生命力旺盛的少年背后,站着的是一个真正贵气风雅的青年男子,他玉指所指之处,便是少年施彩所在。类似的群像,在我心里还有两组,霍去病与汉武帝,以及日本动漫《棋魂》里的进藤光、塔矢亮和那个以下出“神之一手”为目标的棋魂藤原佐为。同样追求极致的天才和老师,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的成全,这是世界上最为美妙和摄人心魄的组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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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在这些故事的背后,我更在意的是我们对自身空间与时间局限的超越。在徽宗指导(王)希孟时,他是否想过这幅画能够成为画史的不朽;而在(王)希孟呕心于画作时,他是否仅仅希望凭借此画能够摆脱自己的处境跻身翰林画院?这些我们都无从知晓。元代的大学士溥光在画作后面的题跋中写道此画“可独步千载”。是的,也许这幅作品的动机未免功利,但却带有无与伦比的时间和空间穿透性。一定程度上,徽宗和(王)希孟通过它,超越了死亡,来到了我们的面前,也在整个艺术史上确立了自己的位置。这也是所有不朽以及它们的创造者的殊途同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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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午门正殿沿着画卷挪步的五分钟里,我沉浸在这样一个“可行、可观、可游、可居”的青绿巨制之中,也似乎忘却了时间的存在。而在离开展柜的一瞬间,一种巨大的失落渐渐浮了上来。我想很多看过这部作品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。我们想长伴作品,不知岁月。这是一种对个体生命进行超越的最低层次的渴望。走下午门的时候,我问朋友,如果你也能创作一幅这样的作品,是不是就不会对《千里江山图》那么不舍了?朋友不置可否。可我是真想神也把我当作一支笔来使用,那样我也会不留遗憾!

以上其实是对《千里江山图》最为大众的解读和自我引申,还有其他的解读吗?美术史学者曹星原在今年故宫的刊物《宫·展记》十月号里提出了一个更有意思的解读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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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回顾一下蔡京的题跋,可以发现我们只知《千里江山图》的作者叫做希孟,而具体姓氏并未提及,而且查阅宋代其他文献,其实也没证据显示此“希孟”姓“王”。如果我们有机会去仔细观察蔡京题跋的绢面和画作绢面也会发现,两种绢面质地并不一致,并且蔡京题跋的绢面破坏严重,显然是经过修补的。况且,蔡京的题跋也并未暗示画面的内容。所以,很有可能蔡京的题跋是从其他地方接过来的。此为疑点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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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星原请教了央美多次临摹此画的硕士生也证实,即使不考虑创作过程,每天八小时专注地临摹此画,至少也需要五六个月。何况这样的青绿巨制,作者必然是花了很长时间进行构思的。此为疑点之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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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溥光的题跋,其实也不是没有问题。普遍的看法,溥光是画作的历任收藏者之一。可从他的题跋来看,这种说法也不大站得住脚。“自志学之岁获观此卷”,说明他不太像收藏者,而只是有机会多次看到这幅画。更要命的是,溥光说此为“丹青小景”。《千里江山图》这样的宏编巨制,不应该用“小景”来形容,也许溥光的题跋也不是指这幅画,也是从别处拼接过来的呢?此为疑点之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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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此,一个重要人物要登场了,这就是清初著名的收藏大家梁清标。从梁清标开始,这个作者终于有了完整的姓名——王希孟,也有了我们所讲述的这个故事。并且,在两个题跋和画作的接缝处,梁清标分别加盖了自己的藏印,以显示这三者之间紧密的关系。之后,乾隆也做了一个十分匪夷所思的举动,在画作的宋印“辑熙殿宝”上,覆盖了自己的印章!

由此,曹星原得到一个结论:《千里江山图》其实是一幅由两跋一画(作者佚名)构成的组装品,并由它的创造者梁清标进行故事背书,从而使几件零散的作品产生了艺术史上爆炸性的效果。而乾隆皇帝也并非不知,只是又通过题跋来确认和强化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:这个作品描绘的并不是中国文人的江湖之远,而是帝王的庙堂之高。这是统治者文化权威的产物,因此它的作者当然是王之希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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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,当我们仔细思忖《千里江山图》展出和撤展的时间节点,这是不是又是一种文化权威的表达?不管怎样,《千里江山图》的细节包含了太多象征寓意,足够我们仔细回味。在它即将撤展之际,你不更应该去一睹它的风采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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